显然主编杨永赞没看见办公桌上放着的我的辞职报告。他一进来就坐到上面，还翘起二郎腿。

他总是进来就坐在我的办公桌上，从来不看我反感不反感。我一个二十五岁小伙，三十八九的男人坐面前的桌上翘二郎腿，想想是什么感觉。他爱抽烟，那牙齿总是黑黑的，像我们乡下七十岁老人的牙齿，但显然比老人的牙还叫人恶心几十倍。他却好像从来就不知道这些，他总是咧着嘴笑。

笑的动作完全一样，内涵却不同，有对我们这些下属的笑，也有对上司的笑，有时笑得张扬跋扈，有时笑得低三下四，只是没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他无论怎么笑，那咧嘴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里面露出的牙齿也是一样的。

我的女友胡韵儿特别讨厌我们的主编，但讨厌得很矛盾：她喜欢参加我们晚报社的集会活动，又不愿意和主编一起活动，这点她想多了，主编不在，咱们可不会办集会。

每次我们业绩不错，主编就会带我们出去好好嘿皮一下，吃饭唱歌宵夜一条龙，花钱他不吝惜，总挂嘴上的一句话是：“会花钱的人才会挣钱。”

每次他说到会花钱三个字的时候就看向我，再说到会挣钱三个字的时候自然就看向杨伟了。他这别有深意的眼神，看一次还好，次次看，有时候我真想跳上去把他掐死，但是我不敢。

我小时候胆小，现在也一样。

对于主编，我一直保持着习惯性的顺从，无论我心里怎么烦他，表面的顺从却从来没变过。我习惯用顺从来掩饰我的懦弱和恐惧。的确，在恐惧面前，懦弱是最好的掩饰。那个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的主编往往会将我作为他发泄任何不满的工具。

但或许正是因了我的懦弱，我因祸得福，这几年晚报社许多尖端的记者无缘无故调离、或者辞职，都走了，我却一直还在。

我们的主编对我的顺从很满意，他在外人面前总是说：“这是我的头牌记者莫修辅，一根笔杆写破天的莫修辅”。可是我写了这么多年，天咋没破。主编办报纸的宗旨是为了钱，我并没有为主编挣到什么钱，杨伟却不一样，报社有一半的钱是杨伟挣来的，每次出去活动，主编都会搂着杨伟的肩膀对大伙说：“这是咱财神爷，咱吃的喝的全是杨伟给的”。

“今天晚上你和杨伟一个组到永安县环保局谈赞助的事情，具体事宜他处理，你还穿体面一点，坐着就行。”主编坐我桌子上看了半天手机，才慢条斯理地和我说话，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一种没有商量的语气。

我说：“又跑腿？”我老是被主编叫去跑腿，本来也习惯了，但有时候总觉得我可以习惯，他不能习惯，尤其是聚会上胡韵儿也在的时候，我不要面子吗？所以我会在没别人的时候回怼他一两句：“一根笔杆写破天的人，叫去跑腿多屈才呀？”

主编说不是跑腿，是带队。我很纳闷，每次出去把我放在上宾席，大家都朝我敬酒，合影我站C位，可我啥也不做，跟外人的时候杨伟跟我点头哈腰的，一口一个莫副莫副，一上车回来的路上马上又变回原来的样子，对我直呼小莫了。

我说别骗人了，你们到底什么阴谋，每次在人面前我就人五人六的，光咱社里人的时候你们就对我吆五喝六的。

“那是给你脸，偶尔跑跑腿就当没吃白食吧，你文章是好，但是你那文章放在报纸上能给咱挣到一分钱吗？”主编就这样一把扯下我的遮羞布。现在的报纸没几个人看，以前靠广告费收入，现在靠宣传补贴，日报社全报全销，咱们晚报社可没亲娘，他们现在是在竭泽而渔，靠着舆论效应，敲别人竹杠挣得盆满钵满。

我是一个文学青年，我没办法融入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几年来主编安排我写每日要闻栏目我都婉拒了，我说我的文艺言辞写不了真正的新闻作品，我来晚报社就是为了写文艺专栏。

其实我申请辞职也是为这个，自己在报社是个什么角色，我虽然不善于说，但我不瞎呀。

我说我不去。

主编惊讶不已，几年了，哪怕他说的不对，我都没有当面硬刚过他，我的倔强只在骨子里，我不敢当面表现。

我低头回避了他的犀利的目光，将视线转到窗外，窗外阳光明媚，好一个阳春景象。我忽然很想去到那片阳光底下，看看这些年躲在阴暗里，我身上到底沾上了多少污垢，看看我是不是能原谅自己身上的污垢。其实这些污垢早已经激怒了我身边的许多人，让我招来许多唾骂，最后，我自己身上的污垢也让我愤怒了。

我看着窗外的时候感觉主编还一直用他那束目光盯着我。最后我用目光回绝了他的咄咄逼人，没有人知道我要攒多久的勇气才能将目光怼向他。

过了很久，主编慢条斯理地往上吐了个烟圈圈。

吐烟圈圈，这个动作更让我恶心，我一时间不知道要怎么和他沟通，我不善于当面的语言表达，我可以用很多文字写出我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从来没办法当面说。

最后我窘迫地离开了办公室，丢下一脸惊愕的杨永赞在那里。

出来外面晒到太阳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之前聊起的“阴谋”二字，对呀，这么长时间的许多不对劲，我从来没有多想，不经意间说出的“阴谋”二字，让我一下子觉得脊背发凉。我忽然后悔了自己的后知后觉，我应该查清楚到底他们在我这里做了什么，每次以我这个年轻人为主角的觥筹交错，背后藏着什么。

我发疯似的奔回办公室，想要先拿回杨永赞屁股下面的辞职报告。

小说《无敌记者》试读结束，继续阅读请看下面！！！